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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改革:一封写给共生学者的公开信

 
 

革命还是改革:一封写给共生学者的公开信
 
2012714,在一群共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次全球共生论坛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共生旗帜的凝聚力。只是几个电话,人们就都赶来了,参会者近70人,其中不泛一批学术高层人物。还有魏宏森、张斌峰、桂起权、胡守均、袁兴年等原本计划来,而因特殊情况未能到会,但大都提交了论文。
这次会议后又过了一个月,即于820日在哈工大召开的复杂系统学会的学术年会上,有关这个共生社会学的主题还在这次会上继续发酵。桂起权教授在这次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报告的内容是他原来准备在清华共生论坛会上的发言稿《复杂系统科学支持共生主义》。会上一些学者还就复杂性与共生社会学及第六次产业革命又继续展开了讨论。说明共生思想得到了学术高层的重视。由于共生思想引入到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时间还不长,又缺乏组织和领导,这种自发的、各自为政的独立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还不够,所以7.14会议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但共生思想的种子撒播下去了,不久的将来必定会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7.14会后,就会议宣读的《全球共生主义宣言》草稿还需要同与会者在会后协商,形成共识,进一步修改宣言文本。该文稿在共生学者间引起广泛讨论,有近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宣言文本在修改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
一种是以钱宏为代表的倾向,钱宏的思想理念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政治主张与08宪章的思想接近。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发展观持否定态度,主张以西方政治哲学理念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认为中国面对“人类普世价值”不能搞特殊化。
以胡爱生为代表,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出现的问题具有全球性的意义,是超政党、体制、社会形态的,是分析法思维统治社会的必然结果。中国的问题,特殊性来自于中国在探索走出这种全球性困境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其成功点和失败点系同一个原因:在局部与整体的困局中已经弄得无所适从的境界。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层面的问题,是时代赋予中国的一个特殊使命,中国要在局部与整体的特殊困结中率先突破。成为引领全球改革的先锋。胡爱生赞成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实施中国式改革,根据中国的实际,边试验边改革,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又要科学稳妥,走出一条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的新路来。
对于钱宏的思想观点,支持的人比较多,我是成了少数派了,如果运用西式的主民原则,我是要被民主否决掉的。但西式的民主原则不是西方社会唯一的社会认同原则。如科学认同是不比人多站队的,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全社会投票,据说可能得到两个半人的赞成票。但是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否决,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还要后退数十年或数百年,如果人类社会永远使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科学永远不可能进步,只可能倒退。真理始终是掌握在少数人群中,那些在真理追求的最前沿、最先发现、最先领悟、最先找到解决人类社会困境的办法的人们,在大民主的社会风尚中他们是少数派。真理通常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是被少数人发现的,否则就不是新发现,科学真理的认同是不能比人数的多少,人多可打架,可坏事,成就伟业靠统一的管理,即少数人带领多数人的奋斗正是社会真实的存在,科学只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科学只关注对未知世界的预知价值,在社会领域,我们同样要引进这种社会认同机制,而且要以此取代西式的民主机制。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意义。
基于上述理由,我一直想找机会全面地阐述一下我的想法供大家一起探讨。
 
1、我的心路历程及心得体会
关于人类共生的思想,在我1999年前后散发共生主义宣言”文稿时,其切入点是以“共生主义来发展“共产主义”为理论构想的。即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共生主义”。其中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创建一个“共产主义”理论的升级版——共生主义。当初我的本意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以共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思想体系为学科背景、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借鉴生物内共生进化研究的近、现代成果和人们关于人类共生现象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从生物进化、人类共生进化、人类生产、生活的他组织和自组织体系的不同层面的研究来揭示人类社会通过内共生机制趋于和谐,实现融合和走向一体化的道路。理想目标是把一个全球社会打造成象一个人一样高度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实现全球团结如一人。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体系里面,其中的“细胞”之间也有“利益争夺”,但在整个的有机体内部看,这种利益争夺仅仅是一种功能表现,心脏争夺血液的控制权,是为了向整个机体供血,其意义已经不在于心脏本身,而在于整体生命的维系。无论是血液循环还是物质和能量的循环,都是整个有机体生存的一种全局性的机制。
这里,“共生”从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名词“内共生”拓展到社会学专业名词,是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概念被高调借来,以“会意”、“借代”或“通假”的方式进入到社会学领域,并成为社会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名词。而且不止于“会意”、“借代”或“通假”,它的意义开发还更进了一步,被提升和发展了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并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代名词。关于共生主义中的“共生”与生物学中的“内共生”,我们最好的理解办法是将两个语码当作两个不同的单词,亦或看成是同音、同形、异义的两个不同的词。即此“共生”与彼“共生”是两个不同意义的同形、同音、异义的别词。这个别词包含两层意义:从共产到共生,即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制发展到以内共生模式实现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包容私有但能共享就行的以共享为原则的共享制。并借鉴内共生进化的原理来实现共享的途径。
但人类共生走向一体化与生物学上的内共生走向一本化完全是两码事。生物学共生可用生理、生化来解释,而社会领域的共生机制目前还不清楚,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除此之外,我们在解释“共生”这个语码时还要进一步说明,“共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的某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
基于我们在共生主义初创时期的某种考虑:即关于“共产主义”中的“共产”指的是一种所有制形式,而这种形式与其内容可能不协调。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际上等效于全民都无法控制,也就意味着全民所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设,缺少实现途径的支持。全民主体形同虚设的共产,需要一种名致实归的共生路径来替代。由于全民所有权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具体的个人和组织控制着,更严重的是这种所有制使责、权、利关系分离或者叫“弱相关”化,这种“弱相关”化使得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大为下降(官僚主义和大锅饭,权力寻租使公共财产变相私有而造成责、权、利的相害关系等),所以我们要寻求一种抛弃共产主义形式而要实现其核心理念的新的共产主义,我把这种新的共产主义称作“共生主义”。我发现,“共生”是比“共产”更好的理念。当社会变成象一个人的有机体一样,五脏六腑,五官四肢,为一个神经中枢所管理和指挥着,全民团结如一人,这种理想境界更是超越了经典共产主义的境界的新共产主义。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民共生,马克思是针对私有制制度缺点的偏利共生而提出来的一种对私有制的修正方案,其目标就是要完成一种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的更加公平、更加正义的一种社会的制度设计。
1999年,我将“共生主义宣言”象传单一样发到全国各地,“宣言”发到哪里,就在哪能引出一段讨论。比较典型是的是我当时同桂起权老师的讨论。那时,桂老师说,“共生主义”是个好想法,但在中国涉及政治命题都很敏感,还是先不提“主义”,而是以“共生社会学”的名义在学术上进行讨论,等到这种学术思想强大以后,再来正名为“主义”。2002年,我们在武汉大学参加一个“第三届东亚符号学会议”,会议上,我有幸与台湾交通大学的林国雄教授相遇,我们一起在武大校园散步,我们讨论了他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关于因果循环的重大发现。在学术界他的关于因果循环的理论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其实,因果循环就是对因果规律的否定。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领域没有因果规律,而是一个循环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的动力学规律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数学方法进行描述。在社会领域,没有因果律,和普通逻辑规律失效,这是一个自牛顿以来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重要的是林国雄老师发明了一种简明的方法来重建社会经济领域的分析科学体系,意义非常重大。同时我也同林先生关于他的新儒学宗教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我也提到我正在着手构建一个信仰体系,这就是“共生主义”。林先生说,创建一个信仰体系很难。我说:我打算花20年的时间。
当时我们讨论最多的是胡晋源,他主张不打“主义”旗帜,只探讨人类社会的共生,走学术理论发展的道路。还有象吴飞驰的工作,他选择企业共生理论这个点非常好,对共生社会学初时期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共生理论初创时期的影响重点还是在系统学科学和现代逻辑领域。1989年我向钱学森院士通报了这方向的一些设想。同时其实在系统科学和逻辑学领域就有很多学者开始无声无息地做这个工作,2000年香山会议的讨论中,共生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关注,最有代表性的是桂起权老师,他连共生概念都不提,但他一直在致力于共生思想的理论的科学基础建构及方法论体系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共生思想首先不是政治,而是科学,这个定位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意识。现在看来,学术界的当初反应是十分理智的,这其中包含有非凡的睿智。正如我当时的“共生主义宣言”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思想:“合作研究奠定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共生主义理论应当先从共生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入手。没有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你就没有发言权。当然每个人都有话语权,但你的话语会淹没有在噪音中,产生不了社会影响力。
在近10多年来,关于共生思想的研究,我似乎远离了城市的噪音,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在学术上几乎是消失了。而此间学术界关于共生社会学思想的的言论一时浮噪起来,一批学者都急着著书立说。一些不成熟不严谨的思想观点浮出水面,这都是好现象。说明人们开始试图用共生的思维,用共生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世界,这也给了我许多启发。
共生思想一经推出,马上就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因为,共生思想引入的是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立场,一种全新的视觉、立场或者高度。即从“和”的立场看问题而不是从“斗”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新的思想角度的引入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我们用共生的眼光去看世界,与我们用竞争和斗争的眼光去看世界,得到的视觉效果是不同的。就象如下图中的一个六方体图,当你将注视的重心放在上部,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向上的立方堆;当你将注视的重心放在下部,你看到的是倒立的立方堆。
 
 
可见,是斗是和,是对立斗争还是共生合作,取决于我们的一种心态。心态好时,人们把合作看成是和平共处,心态不好时,人们把合作看成是利益争夺。合作即有分利,合作是大方向,如果没有合作,也就无利可分,分利是合作的目标,不能因为分利而舍弃合作。所以合作是主因,分利是从属于合作的一个程序,是合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可见,合作的主流是和,利益分争是向着“和”的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步骤。确立合作利益的分配的最佳点位是合作质量的一个评价标准。所以合作中的斗争也是为“和”服务的。
一切成功的合作都具有共生社会学上的意义:当我们用竞争的思想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真充满敌意;当我们用共生的思想来看这个世界,则这个世界就充满合作。而合作必定双赢。由于所有在自愿前提下的“合作”必须满足“双赢”的条件,否则,只要有一个不愿意合作,合作就达不成。所以“双赢”就是合作共生的第一要件。由于个人利益各自表述,别人不知道你的利益形成的计算公式,而这个公式是你的核心商业秘密,所以就要通过商业谈判来达成两者的共赢关系的共生构建。在合作中,利益分争是为了合作。商品交换也是合作谈判的一种类型。商品交换中进行议价,这个议价看起来与合作无关,其实也是谈合作,是谈关于分工的合作。讨价还价中隐含着这样的话题:你生产A产品,我生产B产品,你生产A产品有优势,我生产B产品有优势,那我们就分工,你用A产品来换我的B产品,达成双赢那就成交。但是,商品交易中,人们把这个关于分工的合作话题隐去了,变成纯粹的市场议价,而市场议价正是解决分工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实现途径。你的产品在市场上不能赚到钱,说明你生产这个产品没有分工的前提,你得生产别的有市场优势的产品。这是市场预设包含了的内容。当你提着蓝子走进市场,这就意味着你认可这个游戏规则,你愿意参与市场搭建的分工合作。市场搭建了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所以就把市场交易的分工合作话题隐去了,这个隐形了的市场分工合作话题就成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潜台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充分发展,就是使市场社会实现了社会精细分工。市场促进了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提高了。分工又推动了合作。企业生产是一个精细的合作集成体,一项生产有上百个工艺环节,要几百人同时参与这条流水作业,于是分工专业化与集成模块化的合作发展到至极,这创造了市场经济的私有制社会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这里要提到,关于市场的本质与市场的核心概念------价值或价格的意义。这一点传统的经济学对价值的定义都不准确。议价中谈判双方是各算各的帐,然后都得出双赢,然后就成交。即个人利益的各自表述与双赢是确定价格的实际依据,小生产过程的个人利益计算是模糊的概念,到企业阶段,那就是算成本帐,算利润率,双赢的含义成为不做亏本生意,其实是很具体的。企业创建总是以其最突出的优势条件作为创建企业的切入点,这里面有分工的意义,同时紧盯着市场需要,市场大局和长远,这就意味着市场关注全局,也是全局参量和长远关怀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调控作用的体现。所以商品价格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相关因素中有分工指导意义,有现行成本信息,以及各种偏好的因素,以及产品的功能性态等,价值规律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好比一个全微分,由若干个分量构成,其中有分工的因素,有资源整合的因素,这些个分量我们称为共生价格的各个分项。
市场机制是共生构建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非常有效但不是全能地调控社会,是共生智慧的一个典型事例。这也是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一种方法。虽然这种机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很多,局部强势,全局关联弱势,以及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等。可见市场机制还偏离了公平机制。市场机制的缺陷也导致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疯狂与残暴。为社会中各种不公平埋藏了祸根,并必然导致全局性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等。
马克思主义重点不是理论,而是方法。许多理论出发点上就可能是错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复杂系统分析方法,所以能在研究的过程中自动修正出发点上的错误,许多理论开始是错误,但结论仍然是正确的。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体系的先进性,这一点钱学森的判断很正确,实际上是钱学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所以关于社会复杂系统的思维和创意创新都必须用复杂系统科学的思想与方法,用共生智慧。共生智慧是什么?就是用机制思维代替常规思维,市场机制是机制思维的代表,我们要向市场学习思维,当然市场机制有问题,我们也要改进。
对市场机制的改进是一个千年级别的大难题,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关于市场机制改革的一次实验,这次实验最成功的还是中国,但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市场机制又有更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还不能与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的市场机制相比,但这次实验还得做下去,否则世界就得经常承受周期性危机之苦,更有可能导致全人类更大的倒退,原子弹和世界大战的风险随时都存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光荣而且艰巨,任重道远。
 
2、中国改革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有过去的经验作参考,比没有任何参考好。关于历史研究必须注意,历史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离开了这种环境来论历史没有意义。但历史事件有比较大的概率重演,这就是当历史年代的历史背景重现时可能会重现这一历史情节,当然这种比较大的几率也不是很大,有百分之一的重现几率就会使人感到很惊奇了。只有研究了历史,当出现了历史背景相同的背景条件时你可能有事后诸葛亮的先见之明。改变历史的不良轨迹,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研究是必要的基本功。
中国的现代历史,我们不一定要去看那些教科书,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亲历者,自己的审视和判断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中国的现代史中,关于文革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存在着争议是比较大的。党史已经作了一个总结。这个判断应当是基本正确的。
作为一种官方评价,在当时的历史年代作出,当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需要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再评价。
 
文革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但实验动机是事出有因。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后,并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个体制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一情况现在更加看得明白。当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公有,实际上是责权利的分离,这种分离造成的后果,造成的社会不公,比原来被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还要差。因为责权利是一体的,权力的私有化与资本的私有化完全等价。同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还造成了责、权、利关系的弱约束,这种靠民生需求的自生动力的推动机制从官到民都被弱化,所以必须搞运动,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生产。利益关联关系的弱化使得损公肥私大有空间,损公一千,自得一十,这样的事大有可为。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这样的大工厂的管理和分配都非常难。实际上也是政府无法承担的重担。毛泽东一代人当他们发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原来比他们推翻的体制还要坏,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怎样。在当时,的确有两种选择,一是改良这种体制,二是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情况下复辟资本主义也是有风险的,内乱不可避免。但实验的意义非常重大,而且这次实验的设计也是一种智慧,实验的失败是从实验产生的社会经济意义而言的,而从实验的科学意义来看,实验只要有可靠的结果就是一次成功的实验,尽管实验的结果与当初的预期相反,然而这个相反的结果也是一个实验验证结果,而这个结果为我们后来的实验设计提供了科学参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第二步实验的成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伤害了许多当代人的利益,人们因此带着情绪看文化大革命,但科学价值的确定是远离私人情感的,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实践,为中国改革事业的继往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实验方案的设计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大民主方案治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病的一次原创性的社会学实验。以一种事后宽容的心态来评价文化大革命,则它是在当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情况下,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当初革命者初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同志勇敢地面对现实,进行实验探索,寻求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新道路,这种勇气可嘉,这种执着可以理解,在探索新道路中难以避免要负出的代价,人民群众都已经谅解了这次实验付出的代价,我们要从实验的阴影中走出来,要积极地、充分地肯定文革实验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我们不要怀疑毛泽东的个人品德,不要怀疑毛泽东的智慧,文化革命的失败只是说明社会历史和科学研究的艰难,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艰难。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避免了由于体制设计的原理上的缺陷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付出的代价是最轻微的,这表现了一种伟大的智慧。而且最后的安排是邓的复出,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的第三种选择作出了合理的安排。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意义的成功和失败也要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功。那时候,我们受的教育现在还起作用,我们这代人搞腐败都是弱智者,是异类,就是受那个时代的教育的影响。而毛试验用体制外的大民主来监督权力机制是失败的,这种外行管内行造成外行添乱,而且平民意识干扰政治,实际上是小农思想和市民意识的抬头,搞出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来,这是当初没有预见到的情况。所以体制外大民主很快就收场了,也关了一些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失败,说明体制内民主和体制外民主的道路都存在问题。民主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建设和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由于国家掌控的经济总量太大了,体制内民主必然效率低下,官僚主义误事。没有权威的政府其执行力大受影响。当时毛泽东“进京赶考”,很有把握地说,他能使国家避免兴亡周期率,指的就是用民主的方法。现在看来,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全民民主的风险。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要单就当时的现实意义上评论。改革实验有多种价值,有现实意义、科学价值、认识论意义、长远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等。可以说,文化大革命除了现实意义上失分较多一点,其他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加之当时在经济建设方面成绩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崛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包括大炼钢铁和大跃进,都是有很多成绩可圈可点的,全民砸锅卖铁大办钢铁,而得到的不多的钢铁用来发展钢铁厂,使国家工业体系能在短期内形成,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的实验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对形成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与社会主义两种模式“杂交”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体制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前车之鉴。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在于社会改革的试验探索,作为一种政权行为的方法,国家机器不但要维护社会正常运行,而且还要改革,不断地改革实践来完成一种体制的成熟过程,过去把这一点总结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来邓小平将其常态化为一种改革实践的前仆后继的发展前行,改革开放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验方法,所不同的是采取了局部控制试验,而社会治理机制改革试验的发明人是毛泽东,完善者是邓小平,两代领导集体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试验为邓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试验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和参考。
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不是要走文革老路,而是总结经验,面向未来。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是一次惊天的大巨变,也是试验开路,积极稳妥地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科学分析,试验推进,创新进取中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改革特区、试验推进、民间自愿、不搞强迫,这些都是很好的试验经验,并得到了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等过程设计都是很科学合理的。这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最辉煌的三十年,可圈可点。当然这中间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如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只能慢慢消化。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乱象还更多,都走过来了,所以有些乱象出现是好事,说明工作的改进的重点可以明确下来,然后具体地解决问题。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改革具有世界意义,一百年能够完成也是很不错的了,因为要试验推进,必须有一个慢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必须有耐心。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是抱怨,而是积极参与进来,同心同德,不要搞内讧。
中国的国企改革非常成功,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中国国企改革的经验可以供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参考。必竟中国的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目前还没有理论指导,也缺乏经验参考,改革在中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变可能是一个常态,因为国内形势和国外形势天天都在变。只要是通过试验进行改革,就没有多大风险,改革的现实意义必须是正增益的,不要搞革命,革命就是推倒重来,这使得百多年的努力白费了。中国目前的改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修补过来,市场机制的公平公破缺和不可持续性是改革的重点,要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革共同来完成,要实现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这是一个方向。
 
3、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
 
31 中国的共生崛起
马克思当时提出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基于市场体制的公平破缺而进行的非市场化的全民工厂的一种体制设计。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胜利只是使这种非市场化改革的工作程序启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表现在对抗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扩张,对于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做出了贡献。但第一次共产主义实验在俄国、中国等都普遍失败。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私有制国家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私有制国家懂得了关心弱势群体对资本家、对私有制国家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比如凯恩斯的理论就是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发现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和福利问题对资本家也很有好处。这表明国家对修复市场公平机制作出的努力对各方都有好处。关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制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繁荣,对市场公平机制的修复,这本是源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借鉴。可以说,第一期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比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更差。毛泽东的纯社会主义加政治统帅经济,道德纯洁心灵的社会治理模式还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吸收马克思的某些合理内容后变得更有竞争优势,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优势战胜了毛的纯社会主义加政治治理强化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由于责、权、利的分割造成了责、权、利关系的弱化,权力寻租隐密,造成了体制实际的公平水平是比资本主义市场公平水平更低,公平缺陷的体制固疾很难根除。经济发展动力疲软,当官员拥有全民产权的直接支配权时,就等效于实际的私人占有(毛借喻为资产阶级法权),经典社会主义等效于非市场化的私有制,这就是毛没有点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的缘由,他用“资产阶级法权”来暗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他搞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权力机制的原因。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在公平机制上劣于糟糕的资本主义。毛的文化大革命事出有因,从他的下面一段告白中可以看到他对问题的严重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党有个清醒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有取的一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的改革路线,其中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主体形式,和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混合和整合。
 
邓开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是通过取消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模式。中国的市场模式是两个经济体共一个大市场的市场模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体。国家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总量巨大,其中一部分由市场经济托管,如原来的国有经济一块是由市场经济主体——公司托管的,这部分经济体间接受政府控制。属国家财政的一块是直接属政府控制的。国家财政创收机制有直接创收、间接创收(通过市场机制从公私合资企业分红创收),中介创收、金融创新(国家信用创新机制)四种。由于国家创收渠道与市场行为的营利机制不同,如国家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税收途径获得利益,这种机制是任何民营企业所不能利用的。这就使得中国的执政兴国的模式形成了,政府可利用创艺产业形成非常巨大的赢利空间。项目创意可销售给市场经济主体,而利益可从增加的税收和其他渠道获得。国家信用创新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利渠道,国家信用创新打破了私有制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瓶颈掣肘,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驱动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一个对经典市场体制的顶层设计,政治体制就是对经典市场体制的顶层设计,项目创意的产业化也只有政府经济体能够经营,因为政府利用了税收等特殊的收益渠道,而这种收益渠道是经典市场体系所没有的。政府经营了一个巨大的创意产业体系,民营经济却无法经营这种产业,为政府特有的产业。政府正是通过创意产业的渠道来调控市场经济,驾驭市场。
中国的市场体制的顶层设计的实现,是市场体制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种体制优势来源于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实现,并结合公共产品的供给来驾驭市场,改变市场失灵的局面,同时还能拉动需求,创造供给,最终消除一切由市场引起的危机根源。如果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国家级别的投资力量要发展几百年,加上国家信用资源的开发也给力,这样通过国家资本和国家金融资本的捆绑,而且利用整个政府体系、人力物力、资源来经营经济,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项目创意和运作是创意产业的范畴,实际上是整个政府机器搞创意设计,即国家资本加创意大推动,形成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新机制。政府搞共生构建的创意设计,市场体制之上建设市场之上的顶层经济实体,市场顶层之上的经济生产的运作,搞产业开发,形成了一个由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创意经济三轮驱动的新型市场体系。
中国巨大的国家资本体系的管理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这就实现了国有资产在民营体制中以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非官方管理,即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的独立经济主体的规范管理,管理风险相对较小。
这里民间管理和市场机制调控的格局等效替代了过去的官方职能,官方职能的民营化意义重大。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多数人认为是复辟了资本主义,其实只是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杂交,但杂交后的本质还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只是原来的官方管理的内容通过等效替代而进入到民间,官资民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少部分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广义杂交形成的,特点是用等效替代法引入私有制经济的市场机制,而所有制性质仍然没有多大变化。而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搞项目创意和项目销售(招商引资),政府创收的方式是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孵化的免费服务得到强化,而增加的税收又形成利益,这也是一种销售创意产品的非市场行为。政府进行这种看不见的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交互作用的具体表现,这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是少有的。这就使得政府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成交的方式是收税,销售的是项目创意即关于整合的系统工程软件产品。
 
到此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趋于完成,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虽然是实施了一种等价变换,但形成了两层结构的二阶市场模式,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独立,政府成为一个新型的产业体系。政府通过整合、创意产品制作等方式营利,这是对传统市场体系的一次革命性改造。政府的利益获得得益于共生构建,是共生构建走向产业化的标志,成为典型的互利共生经济或整合型经济。
政府与市场的共生经营模式,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传统的市场模式的中国升级版。其中私有制经济的市场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在公有制经济中同样发挥作用,创造了政府与市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生的局面。
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二重化的经济,一重营利空间与二重营利空间由层次隔离而建立了一种新型二重共生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重化的营利模式特别发达,其中市场经济主体以交换形式营利,政府主体以二重化的营利模式营利。二重化的营利模式以项目创意、金融创新等共生构建途径以取得收益。
这种市场体制通过共生构建的产业化,其能量远远超过了经典市场体系。
 
3.2 二重营利模式与一重营利模式的交互作用与腐败问题
由于中国的二重经济存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
由于二重经济有二重化的产出,其一种产出表现在税收增加上,另一种产出表现在市场营利模式上也有交易性的产出增量。腐败行为的操作主要有从市场营利空间上与市场经济主体分利的腐败,这种腐败行为不直接损害国家利益,但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另一种腐败来自于牺牲全局性利益来成全个人利益的利益转移。
我国的国有资产的总量比其他国家要大,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在发达国家中,西欧的国有经济最发达,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15%,有些国家在高峰时期高达20%,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高,平均在2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导致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大于发达国家,多数国家平均在12%以上,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因此,参照国际上国有经济的发展规律及目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把我国国有经济总量的区间定为17%~32%,是合理的。但从控制度来说,如果一个股份制经济体有20的股份就能控股的话,则国有经济可以17%~32%的经济总量实现全局控制,这就成功地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对接。政府的力量通过对其所占有量的17%~32%的资本总量的控制,就能全面控制市场,这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比较大,而且参与性比较广泛,对国民经济处全局控制地位。
 
3.3 社会治理方法上的困境
 
社会学研究中一直没有解决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理解在社会的不同级别、水平的整体层面上的逻辑,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对于处理这种关系还比较缺乏有效的方法。市场机制是个典型。市场机制把局部关联和整体关系都统一起来了。这意味着要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改变思维方法,不要用产生问题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系统的整体关联上,整体与局部的关联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思维,经典逻辑、一阶逻辑全面失效。辩证逻辑连这种命名的方式都有问题,因为辩证逻辑不是逻辑,不能用逻辑思维。建立关于整合的科学技术体系,实现整体论方法与还原论方法的分工合作机制,这才是根本的出路。
改革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逻辑失效的那些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好的办法,唯一可以使用的是试验推进的方法和钱学森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可以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操作技术体系。为什么改革要慎之又慎,为什么要摸着石子过河,为什么改革中总是出现捉襟见肘,无所适从的境界。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还原论方法思考问题的时代。整体论方法,以及整体论方法与还原论方法的综合集成方法还没有形成技术体系。
中国基本完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系统改造,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但这个系统改造初步完成后也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社会治理、国家经济管理结构的不适应性。腐败问题非常突出。政府广泛的经济参与而国家财务监管和绩效考核制度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形成了许多管理上的真空和漏洞。而现在的政治体制存在监管不力,巨大的工作量和经济事务拖累,已经很难同时完成自身体系的监管和完成外部事务,政府行为深入地介入经济事务,并作为一个共生营利性经济利益主体,其业务面过于宏大,已经开始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局面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反而添乱,只能先处理好政府管理规模的减负,将一部份管理任务下放到民间,按国企改革的模式将一些民营机构能做得更好的政府事务下放到民间,下放到现代企业主体上,然后开展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考虑政府理财和监管考核隔离的两个次级政府的的机制,理财功能可由一个企业孵化器体系来代偿,政府只做监管与业绩考核,在这项工作完成后再搞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目标是二级监管机制的建设,即“对监管的监管”体系的建设。目前中国还没有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可以考虑把这一工作后推若干年,或者建立等效于多党监督的代偿性竞争机制来实现。
实现政府理财行为与监管行为的隔离不能是简单分开处理那种隔离,这种隔离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因为市场机制公平破缺就简单分离,搞非市场化那种隔离,而要用共生构建办法来隔离,如政府通过税收和服务营利与市场主体的营利途径不形成交集那种隔离模式,这种隔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搞一些创意设计来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必须与中国特色的经济体系相匹配,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改革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出现新的危机。
改革的思路还必须从治理腐败作为切入点,惩治腐败不单是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寻找突破口。通过惩治腐败来发现问题,要学会将一系列的问题堆到一起,通过问题的集成与整合,找出多个问题都能一次性解决的集成整合解决问题的办法,用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3.4 揭腐败,危机边缘集成求解,以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事,如果捂着,盖着,高压保稳定,就会适得其反,这与大禹治水是一个道理。由于腐败加据了中国的市场顶层设计的瓦解,过去改革的成果可能会前功尽弃,所以,只有在肃清腐败后才能够搞好各项改革工作。
341 来自前沿的腐败报告
事例1
事由:清水塘电站建设
简介:省重点工程项目——辰溪清水塘水电站
清水塘水电站位于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境内,距县城80公里,是沅水干流梯级开发方案中我省境内第六级水电站。该水电站投资131亿元,总装机容量128万千瓦,年均可发电4916亿千瓦时,每年可为地方财政上缴税收3000万元,对于促进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区域电力需求矛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辰溪清水塘电站是由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辰溪县政府联合投资组建的清水塘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正是政府创意产品销售的一个实例。政府除了税收得益外,还占有10%的股权。而投资13亿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信用创新,很少由企业原始资本积累形成,间接效益还有拉动的经济规模45.5亿元的整体效应。产生效益电站每年1亿元的发电量,而电力对工农业生产的贡献又可放大,这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
该项工程由辰溪县副县长赵泽常负责。
他在完成他的本职工作的同时有两件事情被老百姓骂,一是修路的工程款吃掉道路设计宽度的一米,造成道路不畅,经常出现车祸,而且在一个险处未按工程设计施工造成经常性的交通事故,在10多次车祸中,10多人受伤,多人死亡。
二是复耕工程承包地质量问题。工程承包方是他的亲戚,吃掉工程款一半以上(从一包到四包,一半以上为中间人提成截留了),导致工程质量无法达到要求,而验收则偷换概念,进行非法验收(不按国家和省政策指定的验收标准,而采用工矿废弃地恢复植被的复垦标准进行内部验收,验收非法)。由于腐败造成经济损失也非常巨大。
腐败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伤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电站修建过程中,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犯。为此,老百姓联名告状,签名盖手印的告状信写了很多,都告到胡锦涛总书记那里去了,当然这些信函又按程序一级一级地返回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地方去了,那里一个县政府成立的专门工作组,叫协调办,负责人就是赵泽常,他们答复农民很内行,因为农民不懂政策和法规,只有一页纸的文章就答复得滴水不漏。老百姓虽不懂法,但理还是这个理,但政府也很有一套方法来对付百姓,有各级政府机构、派出所等艰一套用得非常熟练的方法,这些事都没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政府资源为腐败分子所利用,政府各级机构为腐败分子撑腰,这是常事,都很堂皇,很多人会违心地积极配合政府的做事,比于一个生产组长也会很有计谋地配合政府官员去做群众工作,虽然他们心里面在骂娘,背地里还搞点小动作以示反对,但他们仍然会真实地执行政府命令,因为有一条利益关系链连接着,如果他们不照办,会失去更多利益,当群众中的几个头被收罗了,事情就平息了。
下层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反腐败,而是反反腐败,为什么这种反反腐败的事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得那样有声有色,而且是冠冕堂皇,是因为那些腐败分子干的都是一些对全局利益有好处的大事情,大事干好了,小的腐败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奖励。
 政府要抓经济,官员干的都是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好事情,其中的个人好处成为他们办好事情的一种动力机制。如果没有这种动力机制,政府机制也就变成了一潭死水,地方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这里面就有几个难题:我们要搞什么样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看守型政府?政府成为经济体?而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政府,这种政府的运动员与裁判员角色的分离也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应当引起重视,政府工作人员的责、权、利关系要明确,工作成绩的奖赏除了有升官这条道外,还要发展一种政绩考核的经济奖励制度,要调动政府官员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保留政府的执政兴国的功能,承认政府就是一个经济组织比不承认政府是一个经济组织要好,要在政府机制中引入一套经济组织的管理办法,使政府的经济功能成为市场基础设施的顶层结构,而政治体制与政府经济组织还要设计一道隔离,使中国的体制构架为一种三级结构。在这个三级结构之外,再设计一套顶层设计。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增设一层由政府职能分离出来的、建立在市场整体之上的顶层设计,目前这些工作还只能在党的组织体系中来完成,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时机。中国的二重市场体系一但完善下来,则这种市场体制的优越性将与经典市场体制要强百倍千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完成之日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千年周期上的大变革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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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条) 发表评论

  • qingsong8
    qingsong8 : 对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发展进行知识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是无止境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2012-12-18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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