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真:《共生论》(征求意见稿)结语
结语:回归社会学
在全球化浪潮中催生的共生思想体系中,“作者不过是从社会学层面上作出努力,加入为人类共生事业奋斗的行列而已。”(本书前言)说它是未来社会学也好,或独创共生社会学分支的“青萍之末”也好,反正作者的专业和根基是社会学。也许有些别的学科知识,但只是些常识层面的东西。这里要提到的是我的师承关系。我是建国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末代学生,同班21人,因社会学系取消,师长、同学们在1957年多遭灭顶之灾,20位同窗全改了行。在1991年母校90周年校庆社会学系学友会上,我向费孝通老师当面汇报,学生是*归了队的并在研究岗位上的人,继承社会学是我终生的责任,也是我1948年转学社会学的初衷(此前我在华中大学念经济系)。费老晒然称好。其后近20年,师承武汉大学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史专家、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他今年98岁高龄,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一颗报效祖国的心,至今仍笔耕未已,活跃于理论界。我是他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开办的研究班的学员,尊他为我终生的好师长。在他的指导下,社会学的理性求真精神才开始有所启悟,在治学方法上,严谨的学术作风,更是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当我76岁开始写《共生论》时,刘老更是勉励有加,电邮来示:“悲天悯人伟大情怀,可佩!但写这样的书,确难,愿好自为之。”刘老的话,我视为前辈们对我的千钧重托,无时能忘。五年来,我是一章一节地一面呈送刘老审阅,讨教,一面在博客上公开发表,广征意见与批评。这本书,我是当学位论文在写,刘老则在93岁以上高龄,如指导老师提供书刊资料,细致入微,令我*为感动的是第二章竟批改达2000余字,比我在网上征集的总和还多,这也正是刘老诲人不倦的精神风范的具体展现。所以,这五年是在刘老指导下写作的五年,也是度过我人生*有价值的五年。现在书稿已全部完成,计76万字。回过头来,从我的根和师承关系两方面来说,回归社会学,作为本书结语,也许比较恰当。下面就把社会学理性传统、实证精神、理论与共生论的关系叙述一下,以就教于同行并留给后来的社会学人的。
一、社会学研究的理性传统
社会学创始人、法国人孔德(Comte, Auguste 1798—1857)也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的著述中首创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后,又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完成社会学从思辨哲学脱颖而出,走向实证科学的转变。他的“三阶段规律”,把人类进化分成三个阶段,即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借助于上帝和神灵来解释。在过渡性的形而上学阶段,用本质、*后原因和其他抽象观念来说明世界和人类命运。在现代实证阶段,实证与应用是研究人类本身的法则,同时,人们意识到知识的有限性,必须用理性的实证才能求得真知。他研究了静态社会的秩序和动态社会的进步问题。影响所及,至今巴西国旗上还有秩序和进步的字样。孔德着重研究人类德性和道德进步,把它当作知识的*课题。提出“人性(类)宗教”,不拜神而是对人类进步作出过贡献的伟大人物的纪念[1]。这种类似中国人立祠祭圣贤的办法也会有一定的教化作用。
孔德处在十九世纪初期,一生经历了政权的七次更替,资本主义在1829年发生*次危机,工人罢工频仍,他一生“寻求走出混乱建立秩序的途径”。他强调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政府权威和调节,崇尚科学与自然法则的探究,增加信仰与道德的一致性等,目的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改造。靠人本主义宗教化、从宗教教理、人类情感和制度改进三方面入手,建立社会统一与和谐的秩序[2]。尽管没有完全摆脱思辨的色彩,但从他开始的理性的实证研究成为此后社会学发展的基石。
到19世纪晚期,英国的斯宾塞,法国的涂尔干,德国的韦伯,都在社会学发展历史上作出贡献。涂尔干的“自杀论”是*早期科学实证法的作品,态度严谨,资料详尽,并有客观的逻辑性和提供统计资料的方法论。而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分析更令人信服。这些社会学前辈奠定了社会学理性研究的基础,从而发展为一大基础学科。
社会学的定义繁多,反映社会研究领域的宽广和研究者的众多关注点,但从方法论角度去定义它,可以把研究对象与方法统一起来,概括地说,社会学是“从动态的社会系统出发,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多维地综合考查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即研究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条件、要素、组合、机制、特性、变化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性。”[3]它的侧重点是人与人、人与群、群与群的社会过程。
正因为社会学研究范围的广泛,研究者的切入点和学术渊源不同而形成的百舸争流的局面,各种流派纷呈,理论观点不一。但有一点是共有的,即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深入实际,不尚空谈。而相互批评,驳诘更是常有之事。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传统。尤其在19世纪末期传到美国之后,更强调科学的经验法则。*个正式成立社会学系,就是芝加哥大学,从1910年代到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以派克(Robert E Park)、顾里、米德和汤姆斯等教授为中坚的芝加哥学派,着重具体社区和人文区位学的研究。后起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则以帕森斯功能学派对社会行为系统的总体联系的把握见长,其后,西部的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密西根大学的数理统计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成为社会学量化研究的*。无论是从哪个方面作为研究的起点,包括社会事实、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行为、社会交换、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冲突、社会秩序、社会化、现代化等等,都能对人们具体了解社会实况有所帮助。一种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的局面,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社会学世界会议往往是人数*多的国际学术会议。社会学在全世界普及正方兴未艾。原因可说是反映人们都希冀社会学能帮助解决从宏观全球到微观个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认识与实际行为的问题。相对地说,分支学科因为它更接近各领域的实际,发展较快并成立一些独立的学科,如家庭社会学——家庭学,老年社会学——老年学,民族社会学——民族学,未来社会学——未来学,等等,而社会学的总体理论,在上世纪末发展得相对慢一些,这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还是不相适应的。
根据1986年美国乔纳森·H·特纳所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四版中译本所叙,社会学有五大理论,即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和结构理论。从18世纪有社会学开始,先后出现这些理论,每个理论又根据时代的发展补充与修正原来不足之处,又分出各种主义与理论,使原理性的理论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由于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进步,社会学也及时地吸收这些成果。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出现,社会学就有社会有机说。系统论的出现,功能理论就有分析功能主义(帕森斯)——经验功能主义(默顿)——系统功能主义(卢曼)。又如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阶级冲突理论的出现,社会学也有了辩证冲突理论的形成(达伦多夫)和冲突功能主义(科塞)以及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再如,宏观的结构理论在19世纪社会学家们开始有结构分析,到上世纪就有宏观结构主义(布劳)和微观结构主义(柯林斯)以及*近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
在更为具体的交换理论和互动理论方面,从交换行为主义(霍曼斯)、结构交换理论(布劳)到交换网络(埃默森)又吸收了网络分析技术。而互动理论,由符号互动论(布卢默和库恩)到结构角色和过程角色理论等。
从以上理论发展看,社会学不仅是吸收众多学科的营养,也在各理论之间既有相互批判,又有相互补充和修正,这也可能是社会学的兼容性特点的表露。各以理服人,不作兴学阀的学术自由的空气。总之,社会学是为求真而产生、发展的,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系统,集中所有学者的智慧都研究不完,岂可一家独霸,各家都摆事实,讲道理,让实践与历史检验它们的价值。
其实,社会有机论,过了200年之后人们才明白,社会的有机是有机制之机,而非生物体之机。晚近出现的机制分析方法是动态的系统论。它揭示出事物变化的内核,它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从静态、平面、系统分析进到动态、立体,运行机制的分析。所谓机制就其定义来说是指事物在运动变化中各相关因素(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有一定向度的、相互衔接的律动作用联系。事物运动中的作用过程,就是相互衔接的律动所产生的作用联系而表现出来的过程[4]。
机制不是表露于外的事物现象,而是深藏在事物内部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不是结构与结构的直接联系,而是结构所具功能在某种动态下实际发挥作用的联系,这种作用是传递性的,结构与结构只是关系性的,一连串的作用联系才能构成机制。事物的一定结构,它对于某一种状态或动作的指向,总是按一定规律而动的,所以说,机制是事物在运动中各相关因素有一定向度的、相互衔接的律动作用联系。这种作用联系,要在动态中才能发生,但在静态中却蕴含着它。社会运行的向度,或者是维持现状,或者是力图改变现状。社会机制还可作为社会系统中不同系列、不同层次、目标不一的各种机制的统称。
社会机制的构成有三要素:一是有效耦合。机制既然是一种作用联系,这种作用要能在一定向度上形成相互衔接的联系,就必然要求各因素、结构、功能、作用之间的有效耦合,耦合度的有无和高低决定着机制是否形成与有效。二是动力同向。不论是始动力和各因素的助动力,在机制中一定要同向度或者是某种状态,如平衡、稳定;或者是某种动作如竞争、调节。各种力要一致,才能形成机制。没有动力和没有向度的机制是不存在的。三是传递畅通。建立有效的机制,作用力的传递要畅通,即功能发挥无阻碍,包括反馈渠道的畅通,反馈灵敏可补耦合之不足并能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5]。
机制论作为分析方法要建立在因素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内外部条件分析、系统分析、过程分析的基础上。
用机制方法观察社会学理论,功能理论与冲突理论只说明现存秩序的正反两面,互动理论交换理论说明了联系的内容和形式,角色理论说明其中行为主体这一因素,结构理论带全局性,兼有宏观微观的分析,但也只是社会运行机制的部分。就是在社会学各种理论中,也有很多地方使用了机制这一概念,但把它抽象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加以明确,并不是多见。因此,扩展机制理论的研究,全面地运用机制方法,必能在现有方法论上前进一步。
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方向始终没有找到,不同向度的机制伴随着国、族、教、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冲突。本书所提出的“共生”才是创建和谐社会机制的向度,人们才会明白要借助社会学诸多理论,还有很多要研究的机制要素、结构、条件、律动等环节,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和平发展、民主平等、和谐共生等等从全球到个人的机制体系。
可惜的是讲机制的人很多很多,研究机制是什么的人却很少,自觉运用它的就更少。如果不在机制这个层面上认识社会,运用于实际。那么,在宏观层次上,社会学就会停滞在原有理论上进展不大,社会学的发展几乎大部分是在中观与微观层次上。即使把科林斯在《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7]中提出的社会行为的互动仪式链[8] 算起,也只30年。而正式将它拓展发展作为方法论范畴的机制理论的提出不过20年[6],相信它如同共生论一样,将会得到更多学者和当政者的重视,而共生思想也将会与机制论结合起来,更有效地铺展开来。共生论与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双向、双促的重要意义。
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往往是相互结合得很紧密的。社会的学科特征决定它必须如此。社会学的终极目的是让社会和谐有序、文明、进步。但它是以真切实在认识社会的本来面目为前提的。它对理论的要求是以一系列概念,通过一些理论的范式、模式、框架,并用假设——调查——研究——实证——实践一些理论、原则、方法、措施,来解释诸社会现象。解释得愈正确,适用的范围愈大,理论的价值愈高。每个社会学理论家都在企图做到这一点,方可在社会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因此,它的每一个判断,都要得到科学实证才算数。尤其对于未来社会学领域而言,实际是提出一些有公理性、常识性的判断与假设,对自己提出的理念、理论,要得到实证、实践的结果才能得以*后肯定。这与一些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己的证据则取,不利于己的证据则舍的对待学术的态度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共生论大部分是现实已实证的。根据这些已实证的事实去作出的判断,属于未来部分则尚待证实。因此,共生论得不断地实证与修正才能则以完善。本书在写作时逐章逐节在网上公开,也就是为了这一点。一方面弥补个人识见之不足,一方面为了读者的认同与否定,认同其正确部分,否定其不合事实的部分,力图修正。因此,共生论不是一部经文,摸不得,动不得,而是要随着时代,各具体范围的实际发展而不断地求证。所以说,这只是一部初论,接着下去还要社会学人、共生人接着来写,道理在此。这也就是社会学的理性传统所在。
二、共生思想的社会学渊源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前言中已经提到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派克教授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又译为人类生态学)。区位即生态,这个词,源于希腊文oikos,19世纪后期动植物学家开始使用它,以描述生物如何在环境中生活。而所谓人文区位学,它是芝加哥学派的强项,是在社区研究、区位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分析可以将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联系起来,以体现综合性;能够将空间思维与区域综合考查结合起来。人文区位分析即以乡镇、市区层级为研究单位,研究人文环境的空间格局及其依赖关系的学说,研究的主体的人,它是由派克首先提出来的。虽然它名为区位,给人以地区的相似印象。对都市的区位分析,则是针对一种生态秩序,了解到支配都市组织的基本过程是竞争与共生的一个复杂体系。
人文区位学的主要原则“①是相互依存原则即共生与共食(解读应为分配、享用)原则。各个体由相辅相成区别而共生,又由相辅相成的相似点而共食。一个人口群体往往是由共食与共生两种关系的复合体。共生的联合趋向于促进生产力和创造性,共食联合则趋向保护和保守行为。”正是因为不能共享,世界的冲突由此而起,由此而不共生。其他还有“②关键性功能原则;③区别化原则;④优势原则。即部类联合的作用是维持统治功能集团的优势地位。”[9]即维持现存统治集团的统治。
这里的共生概念所述的思想就是本书的源头。他提出的关于人类将有一个共生体系和共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共生论的学术渊源。派克首次提出人类未来会有个共生体系和共识体系的预言,经过费孝通的演释,把人类共生体系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即客观上的共生状态体系、共识体系和道德体系,他们已经把本书的结构写得清清楚楚,只待后来人沿着这条思想路阐述论证明白就是了。费老当时认为没有完成这件事而“*惋惜”,现在就由他们的学生来完成这个遗志,可以告慰社会学老前辈们的在天之灵。
另一重要客观条件则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转了向的和谐论的提出,共生论也不会如此顺当的面世。尽管阻力仍然不小,个人挨板子、带帽子的事今后也可能发生,但那只是小事,已不足妨碍共生思想的前进,这是世界的大趋势。
共生论不仅继承着古往今来贤哲们的各种追求共生的丰富精神资源,同时也吸收着社会学各理论流派之有利于人类共生的方面。
如,世界存在不共生与反共生现象,就是吸收冲突理论的精华,但不作悲观的判断,不会是无休止地冲突下去,而是提倡共生理性促进冲突方的和解与转变,找出造成冲突的三个层面的原因,即各层次的现实利益、民族历史文化特质和基于利益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它还直接影响人性善恶和实际政治进程。
又如,互动与交换是社会共生的基础,也是双赢、多赢的客观条件,社会学中阐明它的理论对建立共生经济,共生道德,是非常有帮助的。
再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直接帮助认识社会的有机构成,秩序的确立与维护,使第六章、第七章能建立在它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并在系统分析的基石上探索机制分析方法的使用。
总之,社会学前人所成就的一切,是共生论的学术渊源。因此,也就开拓了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我希望更多的社会学者们参与和谐共生问题的研究,使它成为社会学的新的分支——共生社会学。它可以大有益于创建和谐的大同世界的伟大事业,其意义会超越社会学学科的边界。
三、*后的愿望
自从我有志于社会学以来,*大的愿望是想对认识社会、改善社会能作出些微贡献,以无愧于古圣今贤及社会学的一些大师们的启迪与师承的老师们的教诲及多众同仁们的帮助。但一生坎坷,打成右派22年,母妻重病先后长达25年,侍奉失明母亲5年,陪伴瘫痪失语妻子20年。1984年“母逝妻残心尽碎,学荒业废事难谋”,但*让我安慰的,是在55岁这年,我有幸正式走上研究岗位。到1989年离休前五年间仅与同行的编著出版了《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1985年实证研究)、《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术》(1986)、《调查研究知识手册》(1986)、《经济犯罪防治研究》(1988论文集)等,但个人专著则付阙如,有愧研究员称号。真正的理论研究是离休后的20年。1988年接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利益群体研究”,实际调查作实证研究,创建了新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利益群体理论。该成果以《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专著结题。同时,在《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三期发表“论机制与机制研究”,*次将“社会机制”作为社会学重要理论范畴,于以提炼及研究[10]。1991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与严家明主编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原理》辟有专章,对社会机制的定义、特性、功能、分类其与社会规律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社会运行的机制状态,作了较系统、严格的论述[11]。旋又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社会机制论”,但该书因系多人合作,乃一妥协性产物,理论方法深度不够,印数不多,影响不大,每以此为憾。欲再扩展深入研究,出修正版,但人力、财力均有不济。奈我已离职多年,基础理论无人重视,无从申报课题,个人也觉力不从心,成为一椿未了心事。其后把机制方法应用于犯罪学研究,1991年发表机制论的罪因观——双因双化统一论,成为犯学罪因论九派之一[12]。并为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上撰出专论数篇,阐明机制三要素,即建立实用机制的具体方法,产生的影响,天津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周潞、浙江省公安厅运用它启动国家课题和建立起预警的五大机制。而我只是把犯罪学领域作机制理论的试验田,心在发展方法理论本身。
2004年,老伴在癌症三年之后去世,对50年患难夫妻的离去,痛徹心脾,于该年除夕写下“老伴:我要把对你的临终关怀变为对人类的生命的终极关怀,作为我对你永恒的纪念!”(见附录影印件)在我从犯罪学实证研究的农村三风调查开始,中经吸毒、卖淫、有组织犯罪、社区访治研究,直至国际恐怖主义的分支研究基础上,拓展开来,正视人间,投入到总体理论研究。2005年,我为纪念消除人类*大的灾难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写出“共生千字文”,广泛发表于内刊及网上。当年我参加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眼界更为开阔,并以共生千字文为思路,当年撰写《共生论》*稿,约16万字。2006年,觉得不能急功近利,于是撰写第二稿,即本书正文,以五年为期,完成这一专论。现在脱稿之时,意犹未尽。但耄耋之年,心力日蹙,手术之后,日见衰颓,可我任务才完成一半。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举世公认。但学术思想,尤其是我们社会学理论,为什么就不能创自己的学派呢?这是我始终遗憾的地方。
所以,一个共生论,一个机制论,唯望有志者匡我谬误,纠我不妥,发展共生思想,共同创建和谐共生社会;建立机制论体系,解释更多的社会的奥秘,这就是我*后的愿望。如果天假余年,我还要参与,以尽余热。
让我们记住居里夫人的话:“我们快乐不在宴会上,不在鲜花中,而在我实验室的研究之中。”做出无负时代与人类的贡献吧!
注 释:
[1][2]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卷,第812页。
[3] 于真、许德琦主编:《调查研究知识手册》,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4][6][10] 《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5][11] 于真、严家明主编:《社会主义社会学原理》,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第十五章,第253—272页。
[7] 该文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8卷,1981年3月,第984—1014页。
[8] 柯林斯《互动仪式键》。见[美]乔纳森·日·特纳著,吴曲辉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5—542页。
[9] 百度网:派克著:《人类社区:都市与人文区位学》。
[12] 《青少年犯罪研究》1995年第6期;与《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6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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